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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說

    送卡后取走存款又送工程款 受賄既遂時間點如何認定   從江蘇省徐州市交通運輸局原黨委書記、局長蔡前鋒案說起

    稿件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布時間: 2024-04-28 08: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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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徐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工作人員圍繞蔡前鋒案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吳志嶺 攝

      特邀嘉賓

      邱學鋒 徐州市紀委常委、監委委員

      徐曼妮 徐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負責人

      薛茂成 徐州市紀委監委派駐第十一紀檢監察組組長

      劉新媛 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

      莊彬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蔡前鋒以購買新車為由收受高某某賄賂,同時將此前收受高某某出資購買的舊車歸還,如何計算受賄數額?李某某送給蔡前鋒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在蔡前鋒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存款,后李某某又通過其他方式送其300萬元,本起事實的受賄犯罪形態如何認定?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進行解析。

      基本案情:

      蔡前鋒,1964年1月出生,1989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徐州市鐵路建設辦公室主任,徐州市交通運輸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徐州市交通運輸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

      受賄罪。2009年上半年至2022年,蔡前鋒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相關工程及業務承攬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423萬余元(幣種下同)。

      其中,2011年12月,蔡前鋒以其家人購買A車為由,通過其家人收受商人高某某(蔡前鋒曾利用職權為其在工程項目承攬方面謀取利益)送予的購車款30萬元。2016年11月,蔡前鋒以其家人購買B車為由,收受高某某送予的購車款42萬元,同時表示,要將A車送還高某某。2017年1月13日,蔡前鋒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過戶當日該車鑒定價值為18.45萬元。

      2012年春節前,老板李某某為感謝蔡前鋒在承攬工程方面提供的幫助,將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及密碼送給蔡前鋒。之后,李某某聽說該行賄方式風險較大,因擔心被查處,在未告知蔡前鋒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卡內全部金額300萬余元(含利息)。蔡前鋒發現后,李某某表示會對其補償。2016年2月,蔡前鋒利用其對李某某承攬的鐵路工程項目具有審批監管等職權制約關系,經李某某同意,由他人將應撥付給李某某的300萬元工程款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用于歸還其個人債務。

      2017年上半年,蔡前鋒得知老板丁某準備在徐州某商場開設一家餐廳(個體工商戶),便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二人簽訂書面合作投資協議,高某某另自行出資100萬元,與丁某三人合作投資該餐廳。高某某與蔡前鋒各占25%股份,丁某出資200萬元占50%股份,約定按照占股比例分享利潤。蔡前鋒未實際參與經營,后高某某收到餐廳分紅后按照占股比例送給蔡前鋒分紅款合計200萬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2月24日,徐州市紀委監委對蔡前鋒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日,經江蘇省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8月22日,徐州市監委將蔡前鋒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徐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2年8月30日,經徐州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徐州市委批準,決定給予蔡前鋒開除黨籍處分;由徐州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提起公訴】2022年10月2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蔡前鋒涉嫌受賄罪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2月3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蔡前鋒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30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蔡前鋒以購買新車為由收受高某某賄賂,同時將此前收受高某某出資購買的舊車歸還,如何計算其受賄數額?

      徐曼妮:本案中,蔡前鋒安排高某某于2011年12月為其家人支付A車購車款30萬元;后于2016年11月,再次安排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B車購車款42萬元,同時告知高某某,要將A車送還;2017年1月,蔡前鋒安排其家人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過戶當日該車鑒定價值為18.45萬元。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本案中,蔡前鋒在工程項目承攬方面為高某某謀取利益,授意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購車款,構成受賄犯罪。置換型、交易型賄賂是新型賄賂犯罪中的常見形式,重點在于準確確定受賄數額。第一,對犯罪數額的確定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牢牢把握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從權力與財物的對價關系入手,判斷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際上交換了價值多少的財物,這個價值才是受賄犯罪數額。第二,受賄數額確定還要堅持以受賄人收受財物的時間、地點為基準,因為當時收受財物的價值能夠準確體現受賄行為的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確保罪責刑相一致。

      邱學鋒:根據《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本案中,自蔡前鋒2011年12月收受A車購車款30萬元至其安排將該車過戶給高某某已過5年之久,不屬于司法解釋中及時退還的情形。且根據在案材料,供證雙方均證實蔡前鋒授意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第一次購車款時,主觀上就是想以買車為由收受高某某30萬元賄賂,因此在高某某2011年12月代為支付購車款時,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蔡前鋒已屬于受賄既遂。2016年,蔡前鋒授意高某某購買B車,同時表示要將A車送還。后蔡前鋒安排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時,A車價值已由30萬元降至18.45萬元,此時蔡前鋒主觀上想退還的僅是A車的殘值,該轉讓也并非為逃避查處或者掩飾犯罪,也不屬于犯罪成本,應當根據轉讓時的實際價值予以扣除。

      有觀點認為,蔡前鋒2016年11月收受高某某送予的B車購車款42萬元,2017年1月才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其收B車行為在前,退A車行為在后,退還A車只是受賄既遂后對相關財產的后續處置,因此此起事實受賄數額不應扣除A車殘值。

      我們經研討認為,從雙方行受賄合意來看,蔡前鋒在收受B車時,即表示要將A車歸還,后續過戶延遲只是該合意執行層面的問題,即蔡前鋒在收受B車時與高某某達成的合意就包含同時歸還A車,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出發,應對收受B車與歸還A車行為進行整體評價,不應割裂處理。且在案證據未體現蔡前鋒歸還A車系為掩飾隱瞞受賄的故意,其歸還A車可以視為對高某某的大額回贈行為,根據司法實踐,對受賄同時給予一定大額回贈的,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一般予以扣除。因此,認定蔡前鋒收受B車的受賄數額為高某某代為支付的購車款42萬元與過戶當日A車鑒定價值18.45萬元之間的差價,即23.55萬元。最終認定,蔡前鋒兩次收受高某某購車款共計53.55萬元。

      李某某送給蔡前鋒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在蔡前鋒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卡內存款,后李某某又通過其他方式送其300萬元,本起事實的受賄犯罪形態如何認定?

      薛茂成:本起事實中,蔡前鋒受賄數額為300萬元并無爭議,關鍵是犯罪既遂時間點的認定。

      對于受賄犯罪形態的認定,實踐中有以下三種觀點:一是“轉移說”,以財物是否離開行賄人為標準;二是“失控說”,以財物是否脫離行賄人控制為標準;三是“控制說”,以財物是否被受賄人實際控制為標準。實踐中普遍認可的是“控制說”,“控制說”強調的是受賄人對財物的實際支配力,能更加準確地表明收受財物的實質。

      受賄行為的本質是權錢交易,一般情況下,只要受賄人與行賄人雙方的行賄、受賄意思明確(包括明示或暗示)、真實,并將財物交付受賄方占有,受賄行為即已完成。具體到以送銀行卡方式行賄時,一般情況下,當受賄人收受了銀行卡且獲得密碼,就能夠實現對卡內錢款的實際控制,即可認定為既遂。不論受賄人是否實際取出或消費,卡內的存款數額應全額認定為受賄數額。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行賄人將銀行卡送出后,還能通過諸多方式將卡內存款取出或消費,從而阻礙受賄人對卡內錢款的控制占有。此種情況下,判斷受賄犯罪是否既遂,就需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結合案情具體分析。

      莊彬:有觀點認為,蔡前鋒收受了銀行卡且獲得了密碼,已經實現對卡內錢款的實際控制,此時就可以認定受賄既遂。

      但需注意的是,銀行卡的交付在受讓方尚未通過消費、轉賬對卡內資金轉移占有時,并不意味著對卡內資金實現了徹底的控制,卡主仍可以通過掛失、更換密碼、網上轉賬等多種方式實際控制卡內資金。即此階段行賄人和受賄人客觀上均可對卡內資金進行處置,實際上是行賄人和受賄人共同控制卡內的錢款。司法實踐中以銀行卡交付為既遂點的相關判例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行受賄雙方已就權錢交易達成了完全的合意,行賄人事前事后均未出現反悔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換言之,行賄人已明確主動放棄了對登記在其名下、已送給受賄人的銀行卡卡內資金的支配權。因此,在判斷收受銀行卡受賄犯罪既遂時,應將“控制說”與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結合起來,從行受賄雙方的主觀意愿、合意內容、客觀行為等具體分析,實質判斷。

      本案中,李某某在送予蔡前鋒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因擔心行賄行為暴露,在蔡前鋒實際將卡內資金消費或轉出前,又將卡掛失并取出卡內資金,主觀上是一種反悔并想追回資金的心態,從客觀結果來看,蔡前鋒也因卡內資金被取走而無法實現對相關財物的控制。而后,李某某因在后期工程項目等方面還需得到蔡前鋒的幫助,為繼續維系與蔡前鋒的關系,李某某與其重新達成行受賄合意,經李某某同意,由他人將本應撥付給李某某的300萬元工程款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此時,蔡前鋒實現了對該筆300萬元的控制。因此,合議庭以該300萬元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的時間點作為認定蔡前鋒受賄既遂的時間點。該認定方式既堅持了“控制說”和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同時,也避免將事實拆解割裂為幾個階段、孤立地看某一階段性的局部事實,堅持了對行受賄行為進行整體分析、實質判斷。

      蔡前鋒授意高某某代為出資100萬元合作投資餐廳,屬于收受干股型還是“合作”投資型受賄?蔡前鋒所獲200萬元分紅系受賄數額還是孳息?

      劉新媛:2017年,蔡前鋒得知老板丁某準備在徐州某商場開設一家餐廳,有意投資該餐廳,便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二人簽訂合作投資協議,高某某另自行出資100萬元,與丁某三人合作投資該餐廳,高某某與蔡前鋒各占25%股份,丁某出資200萬元占50%股份,約定按照占股比例分享利潤。蔡前鋒未實際參與經營,后高某某收到餐廳分紅后按照占股比例送給蔡前鋒分紅款合計200萬元。

      對于本起事實,有觀點認為,根據《意見》“關于收受干股問題”的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賄論處。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受賄孳息處理。因此,本案中,蔡前鋒收受25%股份的行為屬于收受干股型受賄。

      我們經討論未采納該觀點。根據在案證據,在該餐廳尚未開辦時,蔡前鋒即有較高的投資意愿,積極推動與高某某共同參與對該餐廳的投資。本案并不是高某某在獲取餐廳股份之后送予蔡前鋒干股,而是在餐廳開辦之前,蔡前鋒即與高某某簽訂了合作投資協議,約定其和高某某各出資100萬元,只是蔡前鋒未實際出資,由高某某為其墊付了出資款。且該餐廳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并非股份制公司,亦不存在股份的登記或者轉讓問題,蔡前鋒與高某某所謂的“占股”約定,事實上屬于合作投資形式掩飾下的受賄犯罪。

      徐曼妮:關于受賄數額的認定,根據《意見》“關于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請托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為請托人給國家工作人員的出資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

      本案中,蔡前鋒明確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并約定按該出資額所占25%的占股比例分紅,蔡前鋒主觀上具有收受高某某代為墊付100萬元出資款的故意。此后,高某某送予蔡前鋒的分紅款共計200萬元,并非基于權錢交易進行的額外利益輸送,而是按照投資協議約定,將餐廳所獲利潤按照出資比例進行的分紅,并非以合作投資的名義給其超出投資比例的額外利潤。因此,應將100萬元出資款認定為受賄數額,200萬元分紅認定為受賄孳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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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卡后取走存款又送工程款 受賄既遂時間點如何認定   從江蘇省徐州市交通運輸局原黨委書記、局長蔡前鋒案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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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徐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工作人員圍繞蔡前鋒案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吳志嶺 攝

      特邀嘉賓

      邱學鋒 徐州市紀委常委、監委委員

      徐曼妮 徐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負責人

      薛茂成 徐州市紀委監委派駐第十一紀檢監察組組長

      劉新媛 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

      莊彬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蔡前鋒以購買新車為由收受高某某賄賂,同時將此前收受高某某出資購買的舊車歸還,如何計算受賄數額?李某某送給蔡前鋒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在蔡前鋒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存款,后李某某又通過其他方式送其300萬元,本起事實的受賄犯罪形態如何認定?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進行解析。

      基本案情:

      蔡前鋒,1964年1月出生,1989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徐州市鐵路建設辦公室主任,徐州市交通運輸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徐州市交通運輸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

      受賄罪。2009年上半年至2022年,蔡前鋒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相關工程及業務承攬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423萬余元(幣種下同)。

      其中,2011年12月,蔡前鋒以其家人購買A車為由,通過其家人收受商人高某某(蔡前鋒曾利用職權為其在工程項目承攬方面謀取利益)送予的購車款30萬元。2016年11月,蔡前鋒以其家人購買B車為由,收受高某某送予的購車款42萬元,同時表示,要將A車送還高某某。2017年1月13日,蔡前鋒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過戶當日該車鑒定價值為18.45萬元。

      2012年春節前,老板李某某為感謝蔡前鋒在承攬工程方面提供的幫助,將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及密碼送給蔡前鋒。之后,李某某聽說該行賄方式風險較大,因擔心被查處,在未告知蔡前鋒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卡內全部金額300萬余元(含利息)。蔡前鋒發現后,李某某表示會對其補償。2016年2月,蔡前鋒利用其對李某某承攬的鐵路工程項目具有審批監管等職權制約關系,經李某某同意,由他人將應撥付給李某某的300萬元工程款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用于歸還其個人債務。

      2017年上半年,蔡前鋒得知老板丁某準備在徐州某商場開設一家餐廳(個體工商戶),便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二人簽訂書面合作投資協議,高某某另自行出資100萬元,與丁某三人合作投資該餐廳。高某某與蔡前鋒各占25%股份,丁某出資200萬元占50%股份,約定按照占股比例分享利潤。蔡前鋒未實際參與經營,后高某某收到餐廳分紅后按照占股比例送給蔡前鋒分紅款合計200萬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2月24日,徐州市紀委監委對蔡前鋒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日,經江蘇省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8月22日,徐州市監委將蔡前鋒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徐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2年8月30日,經徐州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徐州市委批準,決定給予蔡前鋒開除黨籍處分;由徐州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提起公訴】2022年10月2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蔡前鋒涉嫌受賄罪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2月3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蔡前鋒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30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蔡前鋒以購買新車為由收受高某某賄賂,同時將此前收受高某某出資購買的舊車歸還,如何計算其受賄數額?

      徐曼妮:本案中,蔡前鋒安排高某某于2011年12月為其家人支付A車購車款30萬元;后于2016年11月,再次安排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B車購車款42萬元,同時告知高某某,要將A車送還;2017年1月,蔡前鋒安排其家人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過戶當日該車鑒定價值為18.45萬元。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本案中,蔡前鋒在工程項目承攬方面為高某某謀取利益,授意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購車款,構成受賄犯罪。置換型、交易型賄賂是新型賄賂犯罪中的常見形式,重點在于準確確定受賄數額。第一,對犯罪數額的確定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牢牢把握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從權力與財物的對價關系入手,判斷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際上交換了價值多少的財物,這個價值才是受賄犯罪數額。第二,受賄數額確定還要堅持以受賄人收受財物的時間、地點為基準,因為當時收受財物的價值能夠準確體現受賄行為的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確保罪責刑相一致。

      邱學鋒:根據《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本案中,自蔡前鋒2011年12月收受A車購車款30萬元至其安排將該車過戶給高某某已過5年之久,不屬于司法解釋中及時退還的情形。且根據在案材料,供證雙方均證實蔡前鋒授意高某某為其家人支付第一次購車款時,主觀上就是想以買車為由收受高某某30萬元賄賂,因此在高某某2011年12月代為支付購車款時,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蔡前鋒已屬于受賄既遂。2016年,蔡前鋒授意高某某購買B車,同時表示要將A車送還。后蔡前鋒安排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時,A車價值已由30萬元降至18.45萬元,此時蔡前鋒主觀上想退還的僅是A車的殘值,該轉讓也并非為逃避查處或者掩飾犯罪,也不屬于犯罪成本,應當根據轉讓時的實際價值予以扣除。

      有觀點認為,蔡前鋒2016年11月收受高某某送予的B車購車款42萬元,2017年1月才將A車過戶給高某某,其收B車行為在前,退A車行為在后,退還A車只是受賄既遂后對相關財產的后續處置,因此此起事實受賄數額不應扣除A車殘值。

      我們經研討認為,從雙方行受賄合意來看,蔡前鋒在收受B車時,即表示要將A車歸還,后續過戶延遲只是該合意執行層面的問題,即蔡前鋒在收受B車時與高某某達成的合意就包含同時歸還A車,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出發,應對收受B車與歸還A車行為進行整體評價,不應割裂處理。且在案證據未體現蔡前鋒歸還A車系為掩飾隱瞞受賄的故意,其歸還A車可以視為對高某某的大額回贈行為,根據司法實踐,對受賄同時給予一定大額回贈的,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一般予以扣除。因此,認定蔡前鋒收受B車的受賄數額為高某某代為支付的購車款42萬元與過戶當日A車鑒定價值18.45萬元之間的差價,即23.55萬元。最終認定,蔡前鋒兩次收受高某某購車款共計53.55萬元。

      李某某送給蔡前鋒一張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在蔡前鋒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卡掛失并取走卡內存款,后李某某又通過其他方式送其300萬元,本起事實的受賄犯罪形態如何認定?

      薛茂成:本起事實中,蔡前鋒受賄數額為300萬元并無爭議,關鍵是犯罪既遂時間點的認定。

      對于受賄犯罪形態的認定,實踐中有以下三種觀點:一是“轉移說”,以財物是否離開行賄人為標準;二是“失控說”,以財物是否脫離行賄人控制為標準;三是“控制說”,以財物是否被受賄人實際控制為標準。實踐中普遍認可的是“控制說”,“控制說”強調的是受賄人對財物的實際支配力,能更加準確地表明收受財物的實質。

      受賄行為的本質是權錢交易,一般情況下,只要受賄人與行賄人雙方的行賄、受賄意思明確(包括明示或暗示)、真實,并將財物交付受賄方占有,受賄行為即已完成。具體到以送銀行卡方式行賄時,一般情況下,當受賄人收受了銀行卡且獲得密碼,就能夠實現對卡內錢款的實際控制,即可認定為既遂。不論受賄人是否實際取出或消費,卡內的存款數額應全額認定為受賄數額。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行賄人將銀行卡送出后,還能通過諸多方式將卡內存款取出或消費,從而阻礙受賄人對卡內錢款的控制占有。此種情況下,判斷受賄犯罪是否既遂,就需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結合案情具體分析。

      莊彬:有觀點認為,蔡前鋒收受了銀行卡且獲得了密碼,已經實現對卡內錢款的實際控制,此時就可以認定受賄既遂。

      但需注意的是,銀行卡的交付在受讓方尚未通過消費、轉賬對卡內資金轉移占有時,并不意味著對卡內資金實現了徹底的控制,卡主仍可以通過掛失、更換密碼、網上轉賬等多種方式實際控制卡內資金。即此階段行賄人和受賄人客觀上均可對卡內資金進行處置,實際上是行賄人和受賄人共同控制卡內的錢款。司法實踐中以銀行卡交付為既遂點的相關判例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行受賄雙方已就權錢交易達成了完全的合意,行賄人事前事后均未出現反悔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換言之,行賄人已明確主動放棄了對登記在其名下、已送給受賄人的銀行卡卡內資金的支配權。因此,在判斷收受銀行卡受賄犯罪既遂時,應將“控制說”與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結合起來,從行受賄雙方的主觀意愿、合意內容、客觀行為等具體分析,實質判斷。

      本案中,李某某在送予蔡前鋒存有300萬元的銀行卡后,因擔心行賄行為暴露,在蔡前鋒實際將卡內資金消費或轉出前,又將卡掛失并取出卡內資金,主觀上是一種反悔并想追回資金的心態,從客觀結果來看,蔡前鋒也因卡內資金被取走而無法實現對相關財物的控制。而后,李某某因在后期工程項目等方面還需得到蔡前鋒的幫助,為繼續維系與蔡前鋒的關系,李某某與其重新達成行受賄合意,經李某某同意,由他人將本應撥付給李某某的300萬元工程款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此時,蔡前鋒實現了對該筆300萬元的控制。因此,合議庭以該300萬元轉入蔡前鋒指定賬戶的時間點作為認定蔡前鋒受賄既遂的時間點。該認定方式既堅持了“控制說”和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同時,也避免將事實拆解割裂為幾個階段、孤立地看某一階段性的局部事實,堅持了對行受賄行為進行整體分析、實質判斷。

      蔡前鋒授意高某某代為出資100萬元合作投資餐廳,屬于收受干股型還是“合作”投資型受賄?蔡前鋒所獲200萬元分紅系受賄數額還是孳息?

      劉新媛:2017年,蔡前鋒得知老板丁某準備在徐州某商場開設一家餐廳,有意投資該餐廳,便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二人簽訂合作投資協議,高某某另自行出資100萬元,與丁某三人合作投資該餐廳,高某某與蔡前鋒各占25%股份,丁某出資200萬元占50%股份,約定按照占股比例分享利潤。蔡前鋒未實際參與經營,后高某某收到餐廳分紅后按照占股比例送給蔡前鋒分紅款合計200萬元。

      對于本起事實,有觀點認為,根據《意見》“關于收受干股問題”的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賄論處。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受賄孳息處理。因此,本案中,蔡前鋒收受25%股份的行為屬于收受干股型受賄。

      我們經討論未采納該觀點。根據在案證據,在該餐廳尚未開辦時,蔡前鋒即有較高的投資意愿,積極推動與高某某共同參與對該餐廳的投資。本案并不是高某某在獲取餐廳股份之后送予蔡前鋒干股,而是在餐廳開辦之前,蔡前鋒即與高某某簽訂了合作投資協議,約定其和高某某各出資100萬元,只是蔡前鋒未實際出資,由高某某為其墊付了出資款。且該餐廳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并非股份制公司,亦不存在股份的登記或者轉讓問題,蔡前鋒與高某某所謂的“占股”約定,事實上屬于合作投資形式掩飾下的受賄犯罪。

      徐曼妮:關于受賄數額的認定,根據《意見》“關于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請托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為請托人給國家工作人員的出資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

      本案中,蔡前鋒明確授意高某某代其出資100萬元,并約定按該出資額所占25%的占股比例分紅,蔡前鋒主觀上具有收受高某某代為墊付100萬元出資款的故意。此后,高某某送予蔡前鋒的分紅款共計200萬元,并非基于權錢交易進行的額外利益輸送,而是按照投資協議約定,將餐廳所獲利潤按照出資比例進行的分紅,并非以合作投資的名義給其超出投資比例的額外利潤。因此,應將100萬元出資款認定為受賄數額,200萬元分紅認定為受賄孳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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